香格里拉：一个有关发现的西部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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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于半个多世纪的“香格里拉”，在20世纪末被确认在中国云南的藏区——迪庆。作为一个事件，此事即便不能列入“20世纪90年代10大新闻”，列入“20世纪90年代准十大新闻”也当之无愧。回望那一事件，风烟过处，精彩似已消散，但当时种种努力中隐藏着的，却颇多惊心动魄。时代与个人、机遇与内力的种种关系，带着世纪末的诸多神秘与传奇色彩，也尽在其中。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在英国伦敦出版，几年后被拍摄为同名电影，风糜世界。从此，“香格里拉”一直在被世界追寻着，就像追寻一个金矿。历经半个世纪的封闭与隔绝，“香格里拉”于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中国，那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另一件当时不为人注意的事发生在1991年2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线》的中译本，（译者郑启五）书名改成了《香格里拉》。没人料到，原书出版半个多世纪后，该书在中国带来的对“香格里拉”的一番新的狂热的寻访，最初就在昆明悄悄进行，以某种纯粹的民间形式。几个参予者都是云南人——有年轻的旅游工作者孙炯，也有周善甫先生那样著名的老一辈学者，有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云南资深国际旅游饭店专家高世忠那样的专业人士，有云南省文联的朱运宽、《云南日报》的张福言那样迷恋香格里拉的作家、记者，也有像纳西族学者和中孚那样普普通通的文化人。随后，又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云南画报》记者、摄影家张金明，摄影家何祥庆…… 始作俑者孙炯，汉族，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旅游工作。1995年春，作为从全国数万名导游中推选出的150个导游之一，孙炯赴京参加全国优秀导游考评，获得国家旅游局颁发的“全国优秀导游”称号，但孙炯从那次考试得到的，绝不只那个称号。考评中一道试题指出，英语“香格里拉”（SHANRI-LA）一词，最早见于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其语词源头，却是中国西南某地藏族方言。孙炯为之一震：云南就在中国西南，香格里拉会不会在云南，在云南藏区？他由此苦苦思索，不久就设法让通晓英文的好友陆峰从国外旧书市上买到那本首版的《消失的地平线》。詹姆斯?希尔顿在书的最后问道：“您认为康韦最终会找到香格里拉吗？”掩书凝思，恍惚间孙炯觉得，那好像是在问他。感谢那次考试，一个发现香格里拉的传奇就从那时开始。主考者决没想到，两年后，从云南省迪庆传来的答案惊动世界：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 1996年2月中甸的那场风雪，当还记得孙炯和他的朋友和向前等，记得他们的那次考察。从大年初一到初三，他们带着英文版《失去的地平线》及其中译本《香格里拉》，对照考察了碧塔海、松赞林寺和小中甸等景点。几天寻觅，一条新的旅游线路初现端倪。初三晚九点他们回到宾馆，在宾馆走廊里，迎面碰到了迪庆州委书记格桑顿珠。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经一位当地的朋友介绍后，孙炯立即迎上去说，格桑书记，我有个想法，想跟您聊聊。格桑顿珠后来回想说，那天孙炯手里拿着一本书，向他晃了晃。刚开完会的格桑顿珠，与孙炯在他二楼的房间里简单聊了几句。那是他们间第一次交谈，简捷，却充满激情，孙炯转述了《失去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的描绘，认为那与迪庆的自然、人文景观惊人地相似，坦言“香格里拉”很可能就在迪庆，应立即着手对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的开发。格桑顿珠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请到我家喝酥油茶，我们再聊。其时，格桑顿珠强忍着自己的兴奋，突然想起了迪庆州第一任州长松谋活佛为迪庆建州时取的州名“迪庆”，藏语中，“迪庆”与“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竟不谋而合。或许，一个与他要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这一目标相关的事件正在发生——从那时起，格桑顿珠记住了这个叫孙炯的年轻人。 那晚回到家里，格桑顿珠差不多想了一夜。有关“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知名度就是生产力”的构想，他已蕴酿多时：1994年他有了那个思路，随后在省、州几次会议上，他多次讲过他的想法，得到了云南省主要领导的首肯。三个月前即1995年11月，他那篇六千字的论文《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已在云南省的理论杂志《创造》发表。香格里拉在这时出现，似是某种天意——迪庆要起飞了，香格里拉或许就是为古老的迪庆插上的一副坚强而又美丽的翅膀。 第二天一早八点不到，格桑顿珠带着秘书和司机亲自到酒店去接孙炯他们一行。此时，窗外中甸这年的第一场春雪正纷纷扬扬，屋里的交谈却与酥油茶一样热气腾腾。大幅面的迪庆地图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壮阔景观清晰可见。孙炯与格桑顿珠就香格里拉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探讨。格桑顿珠最后兴奋地说，如果香格里拉真在迪庆，我现在就看到了它可能为迪庆带来的巨大文化和经济价值，这是提高迪庆知名度、打开迪庆通向世界之门的一把金钥匙。他留下了孙炯带去的《失去的地平线》，希望能不断地得到新的资料。 随后，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两周后，孙炯给格桑顿珠寄去了新的资料。1996年4月，应迪庆邀请，由新加坡报业集团、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和几位旅游界人士组成的“新加坡寻访香格里拉考察团”一行12人，由孙炯、朱运宽陪同抵达中甸，开始他们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考察。那次考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云南航空公司为考察团提供了全程往返机票，在昆明最具知名度的翠湖宾馆为考察团提供了在昆明的住宿。在迪庆期间，格桑顿珠向客人详尽介绍了迪庆、中甸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精通藏文化的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开发作了重要的说明与补充。五天的游览、考察，新加坡客人对迪庆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由衷赞叹，很快就变成了新加坡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大规模图文报导。当年8月，经孙炯与云南航空公司联络，应新加坡最具实力的曾氏兄弟集团的邀请，格桑顿珠、孙炯率迪庆州歌舞团的民族演员张中华、段红达、卓玛拉楚、金安拉姆等抵达新加坡，参加新加坡秋季国际旅游博览会，以迪庆风光图片展、藏族歌舞表演和迪庆高原土特产、工艺品展，配合当地对“迪庆香格里拉”作了进一步的宣传。格桑顿珠一行在新加坡的活动被新加坡传媒大量报道，连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聂海清在使馆会见格桑顿珠时，也高度评价了这次宣传活动，说现在新加坡人人都在议论，中国云南发现了香格里拉。回国后，格桑顿珠立即向云南省政府当时主管旅游的牛绍尧副省长汇报了开发迪庆香格里拉的初步设想，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牛绍尧当即拍板：由云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牵头，会同省政府办公厅、省旅游局、迪庆藏族自治州州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组建“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课题组”，邀请数十名专家、作家、学者，从文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地理学、藏学等诸多学科入手，进行大规模的考察、研究与论证。“课题组”由牛绍尧任总顾问，格桑顿珠任组长，云南省旅游局局长刘平、云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志敏任副组长。迪庆州、中甸县的领导齐扎拉、马向东、唐世华以及孙炯、张福言、和中孚、朱运宽等人作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都参与整个课题研究活动。1996年12月，由中国云南省政府组织的，在中国云南寻找香格里拉的考察正式启动。与此同时，在迪庆州首府中甸县以年轻的县委书记齐扎拉为首的中甸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带领下，开始实施宏伟的“建设香格里拉系列工程”：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香格里拉环境工程，香格里拉文化工程……一年后，1997年9月14日下午3时，云南省政府在中甸召开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举世寻觅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当天夜里，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快讯”中向全社会世界广播了这一消息。跟着，国外和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香格里拉终于从虚拟走向了现实。从此，迪庆高原不再只是一个在人们心目中风雪弥漫的、冷冰冰的客体，一个仅仅作为人类的栖息之地，供给人们粮食、衣物的大恩大德的施主，而是一个融入了人类的智慧与心血，存放着人类全部理想的寓言，一个给予了人类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对象。其中，尽管时代与机遇、偶然与必然、传统与现代、政府与专家、个人与群体之中，不管缺了任何一方，事情都不会进展得如此顺利，但在一些关键时候，许多优秀人物个人的理想、智慧、决断与献身精神，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提这段并非远去的“历史”，不是要为他们评功摆好。当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在老州长格桑顿珠多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5月通航，不久后一条由成都到昆明经中甸前往拉萨的航线也正式开通；当香格里拉业已成为迪庆的一个文化品牌，极富进取心的藏族干部齐扎拉作为迪庆州新任州长，为实现多年来前已萦绕于心的梦想，在云南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于2001年8月正式向国务院申报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后经国家民政部派高级专家组专程到中甸听取齐扎拉等人的详细汇报，于2001年12月17日正式批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当有人试图从“炒作”一个文化品牌的纯商业角度，将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作为个案加以“总结”时；重温那段充满激情的寻访过程，重温所有香格里拉开发者在那次寻访中迸发出的智慧与生命激情，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冷冰冰的市场品牌运作，何以能与人们依据历史与传统、理想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对一片土地所显示出来的热情、智慧、决断与献身精神相提并论？继尔，对有人认为某些地区只是因为动作迟缓、错失良机而丢掉了“香格里拉”品牌，对另一些人以为将一部外国小说中的虚拟描写与一片真实土地联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的责难与忧虑，也就不必多说了。 是的，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香格里拉是虚拟的，迪庆离那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但云南藏区的人们要把家乡建设成为“香格里拉”的强烈意愿，那种绵延千年来的文化冲动，既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也是坚决的、令人振奋的。旅游开发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文化工程，目的在于让香格里拉从虚拟走向现实，让香格里拉成为一道现实的风景。为此，他们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人才。比如孙炯，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大学生，很可能会在此后重返昆明，那样，他与香格里拉的关系也就到此终结了。但在一段接触后，当时的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以他特有的敏锐眼光，深感人才难得。为发展香格里拉事业，他多次向云南省委组部、省旅游局请求，要求孙炯到中甸工作。孙炯得知后深为感动，遂于1997年8月，放弃出国工作的优厚条件，毅然到中甸挂职，担任中甸主管旅游的县长。年轻的孙炯惟有一念：要让梦幻从缥缈的云头落下，成为云南藏区的现实景观。这需要的不仅是寻访的勇气，更需要地方党政领导强有力的支持和理解。他从齐扎拉的目光中读出了这个优秀藏族干部的雄心与决心，也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在中甸县委的支持和齐扎拉的直接领导下，他以一个旅游专业人士的眼光，开始为中甸旅游做基础工作，并苦心钻研藏文化，恰如他说，几年来他从热情、豪爽、智慧的藏族朋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开发，其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此。“香格里拉”无非人们的一个梦想。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依据一个作家之梦，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那个梦中之梦，当我们说已经找到“香格里拉”即找到了那个梦时，我们也由此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梦。事实上，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与确认，不是那个梦想的终结，而是那个梦的再一次升腾与绽放。香格里拉曾经是个梦想，它至今也仍然是个梦想――如今的香格里拉已被赋于了比原义要广阔、深邃、丰富得多的含义。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迪庆藏区的人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替代“木头财政”，发展本地区经济与文化，让自己的家乡“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那就是“香格里拉”。不要小看了这一寻找与认定，也别小看了“香格里拉”在作为一个品牌之外的神奇功能。香格里拉和香巴拉，原本就是藏民族的理想之国，云南省、迪庆的有识之士，不过是借助了那个美好的传说，按照藏传佛教经典中对理想之国的种种描绘，在对其进行了现代改造后，以之作为一种形象目标，用以建设他们自己的理想家园。现在，历经种种历史沧桑和演变，作为迪庆香格里拉迪庆高原，还不能完全与梦幻中的“香格里拉”相符，但他们的努力，正是要建设一个真正的“香格里拉”。这样的“香格里拉”，既继承了藏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又剔除了古老传说中的愚昧与神秘，变得更富于理性；他们为藏民族那个古老、诱人的梦想注入了崭新的思索。一个与古老的梦想相连的、现代的香格里拉，在20世纪末正由它的子民亲自发现，亲手创建。 发现是个古老的话题。纵观历史，西方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发现西藏”，与中国从五十年代开始，迟至本世纪80年代才成为气候，包括发现香格里拉在内的“发现云南”，虽说字面上相似，本质上却大有区别。前者是冒险家们对一块中国的神奇土地的梦想，后者却是中国人自己对生养了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这片丰饶土地的重新认定。二者不仅在参与者的感情上背道而驰，在心态、方法和结果上也大相径庭。再者，云南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发现和确认，初始动机或许是要开发迪庆的旅游资源，为曾经贫穷、落后的云南藏区找到一条富裕之路，但它不迟不早地发生在中国人已从几十年来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年代走了出来，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之际，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功利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寻访和发现香格里拉，正是中国人尤其是云南人在文化地理学上的一次伟大实践。这一点，无论是孙炯还是格桑顿珠、齐扎拉以及其他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当时都来不及认真思索。今天，当我们从最初的考察与论证中回过头来时，会惊讶地发现，迪庆香格里拉的考察、论证与确认，在它的直接成果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更为令人惊叹的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已经显现，有的还需要时间之河的进一步“显影”，有待人们在今后的实际中对其逐渐认识与体味。 说到底，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是一种文化发现。本世纪50年代，当云南借助于某些走红一时的影片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展示于内地时，她还仅仅只是一个被观赏的对象。人们投向她的目光，大多还是猎奇性的，出于对他们尚不熟知的某个异域的好奇。人们欣赏着云南的神奇与美丽时，还必须忍受她的封闭、贫穷与落后。在不少人心目中，美丽的云南依然是一片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就像一枚漂亮的野果，看似诱人，真去品尝，才发觉其间有着长久的苦涩。本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对云南的“发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时的“发现云南”，不再是简单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资源的富足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出的由衷惊叹。“发现云南”从早期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扩展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各个层面，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某些人文精神以滋养灵魂的高度。对香格里拉的寻访再次证明，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地区，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遗存却非常丰富；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脚下那片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原来的雪山、江河、湖泊、森林、牧场，甚至普普通通的山坡，寻寻常常的泉眼，都既有了不同于往日的景观，也包含了远远超出他们想像的深刻含义。由此，收获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大量发现，更是对自身文化的崭新认识。而从文化角度对一个地域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正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费弗尔在《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中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 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或空间不只是一种自然的、与人无关的背景或舞台，人类在对某片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它便从此烟消云散，不，它像空气一样渗透或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由此，生活在某一相对说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的人们，除了正确认识那种地地理环境的某些优势和先天不足，从而采取相应的经济发展思路之外，还应看到，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地人们创造的文化有着潜在的巨大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90年代以来云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为开发旅游资源而进行的种种考察与论证，包括对香格里拉的寻访或发现，最终不仅为他们找到了发展现代旅游业的丰富资源，还让他们对自身的文化价值有了一个崭新的定位，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发展的信心，直至成为西部大开发中一个饶有意味的典型。 一个人，一个民族，其自信来自哪里？正是来自他对自身潜力的判断。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认定，也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显示出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眼下的迪庆，已走上了发展现代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甚至云南之所以提出要“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经济上的不发达或欠发达，决不意味着该地区在文化上一定不具有那些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这种文化优势，同样能找到并选定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这就是结论。 （作者简介：汤世杰，当代著名作家，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迪庆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课题组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土船》、《情死》，长卷散文《殉情之都——见闻、札记与随想》、《灵息吹拂——香格里拉从虚拟到现实》、《古摇篮——从紫溪山到金沙江》等多种。） nbsp; |